天津爆炸救治组专家：现场伤员基本无中毒症状

国家卫计委派赴爆炸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席修明，对此次天津爆炸事故后的医疗救治情况和未来中国救灾医疗体系的建设，提出的观察和建议

见习记者 单玉晓 刘佳英 记者 徐和谦

在“8.12”天津港瑞海物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进入第11天后，国家卫计委派赴爆炸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席修明，才终于稍有时间坐下来，盘点这一场大灾发生后医疗抢险工作的得失和经验。

1986年，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院长的席修明，便在中国最早的ICU─协和医院ICU(即重症加强护理)进修，并在1988年于北京复兴医院创建该院的ICU团队。

作为中国当代危重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席修明参加了许多重大灾害的抢救工作， 经常需奔赴各地参与灾难医疗救援，从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去年的苏州粉尘爆炸事故到今年的长江利坚沈船事故，席修明在“生命线”上打过的大仗不知凡几。

此次，天津港爆炸于8月12日深夜发生后，席修明在13日半夜3点多就接到了国家卫计委的电话。包括他在内的七位医学专家，在13日清晨6点13分，搭上了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第一班高铁，投入医护救援工作。8月23日晚间，席修明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对此次天津爆炸事故后的医疗救治情况和未来中国救灾医疗体系的建设，提出了第一手的观察。危重烧伤患者仍在“感染期”内搏斗财新记者：截至目前，天津港爆炸事故灾后的整体救治情况进展到什幺阶段了？患者病情的特点是什幺？

席修明：这一次事故后，累计来医院就医的伤员有5000多人，住院的有793人，现在已经有169人出院。这次爆炸造成的伤害类别，主要是爆震、烧伤。重伤员有60-70人，经过初步救治，还剩下32多个重症伤员，12个危重伤员。

在所有的重伤员里面，有两大类的伤害威胁到病人的生命：一类是颅脑损坏。因为爆震后，人受到震波撞击、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是危及伤员生命的最主要伤害类型。还有一部分则是烧伤。

在700多个住院的伤患中，大概有80多名烧伤的病人，重度烧伤的大概有3、4个。其中两个烧伤病情最重的都是消防员，他们的烧伤面积一个是75%、一个是60％，这都是大面积烧伤。还有一位的烧伤面积是40%，面积比较小，但是烧伤的深度比较深；再加上当时病人还吸入了粉尘和火焰，造成呼吸道烧伤，同时合并重度的脑外伤，所以情况比较复杂。

烧伤之后的治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烧伤休克期。因为一烧伤之后，人体内的液体会大量丢失，人就很可能处于休克状态，所以要进行容量复苏。经过大量的工作后，伤员现在基本闯过了休克期这关。闯过之后、也就是休克期一周以后，就进入感染期。

所谓感染期，就是指皮肤被烧伤之后，一开始结的焦痂开始脱落。这个焦痂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烧伤类的医生有句话叫“保痂”。但是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来讲，完全“保痂”是很困难的，因此保不住的痂就要被切掉；切掉以后，肌体就暴露在大气的环境下，细菌就很容易进入人体，引起感染。

这个时候，医生的对策是用异体皮把它盖上，而异体皮能存活大概一周到两周左右，但他不是患者自己的皮肤，所以就会产生排异；异体皮会再死掉，但至少能够争取两周左右的时间，减少细菌侵蚀。

在此过程中，烧伤科的医生就要尽可能地缩小创面、覆盖创面，不要让其裸露太多。在这个感染期，医生就是在不断地覆盖创面、修复创面，甚至每隔一天就得做一次手术。这些烧伤的危重病人，能不能闯过感染期这关，现在就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我们从全国调集了知名的治疗烧伤专家、全国烧伤界的院士都在这里了。包括夏照帆院士、盛志勇院士、304医院柴家科教授和积水潭医院的陈欣教授等烧伤的专家。除此之外，卫计委还派了重症医学和感染科的专家，和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共同管理伤员、一起做手术、一起看病人，希望能助病人渡过感染期。

在这个感染、发烧、创面清除的反复过程中，生命支持是重要的救治手段。因为在反复手术的过程中，病人可能出现呼吸、循环困难，肾脏功能也有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ICU的医务人员，就要想办法维持病人生命体征的稳定。这是一个焦灼的过程。将来这几个重度烧伤的病人能不能被救活，就要看创面能不能完全植皮覆盖和生命体征的稳定，特别是对武警医院里的这两位危重烧伤伤员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次事故中，烧伤的病人往往还伴随着骨折等爆震伤，呈现出烧伤和爆震伤在一个人身上复合发生的特点。这就给治疗带来更多的困难。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治疗，多数的危重病人都转危为安了，但现在还有这么几个病人，确实让我们揪心。住院病人本周将开始大量出院

财新记者：其他一般烧伤、割裂伤的病人，基本都度过了危险期？

席修明：目前住院的还有600多个病人，很多是属于爆炸造成的割裂伤，我相信在未来一周之内，他们当中会有大批人开始出院。此外，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教授也提出，根据这次事故造成的爆震伤特点，要筛查鼓膜穿孔的情况。通过筛查发现，部分伤员出现了鼓膜穿孔的症状，还有伤员则是眼球受到了爆震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过的手术至少有400次以上，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大部分的伤员都转危为安。住院后过世的伤员只有三名，都是因为颅脑重度受伤所致。这次事故的伤员救治成果，我认为还是非常积极的。

财新记者：一个重大事故后的医疗救治专家组是怎么筹组的？专家组的主要定位是什幺，你们又怎么和当地的救难指挥系统对接分工？

席修明：我们第一批到的7位专家，7点左右就到了滨海新区这边。到了之后，我们7个人须要先摸底，搞清楚情况，看看一般伤员、重伤员到底有多少人。

财新记者：当时天津指挥部这边就有人和你们对接吗？

席修明：当然，包括天津市卫计委、天津市领导、天津的医疗专家、还有国家卫计委的带队领导都在那里。我们对接好了之后，就立即开展工作。

第一，是要进行重伤员的集中救治。一般在灾难救援的初期，当地的所有医疗机构都在收治病人，人家送来了，你也不能把伤员推走。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在收治伤员，不管怎幺说，收至少比不收好。但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适合收治这样(爆炸事故)的病人？是不是每家医院都有能力救治？

我们来了一看，所有的救治点都接收了伤员，但却分散在39家、近40家医院，有滨海新区的、天津市区的、甚至在天津几个郊县医院的都有。

所以，在早期的包扎、止血等环节处理完毕后，我们就要进行分诊，看看这些医院是否适合救治某类伤员。灾难救援中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集中，包括病人集中、医务人员集中、医疗物资集中等等。经过筛查发现，一些小医院无法救治危重病人，所以我们就安排危重病人去大医院，每个大医院又根据病种大致划分任务。例如烧伤就要尽量按排到有烧伤科的医院，脑外伤安排到有神经外科的医院，当然重伤员要集中到ICU救治，这是多年的经验，也是国际通行的办法。

在救治初期，我们大量地在转诊病人，使其尽量集中，让专家、物资的供给力量都有保障，否则伤患如果分散在太多医院，我们专家组到一个医院只能看一两个人，就要再跑到下个点，时间利用上很没效率。

第二，是把要伤员分类，包括普通伤员、病危伤员、重伤员等等。我们和天津当地的专家，再根据不同类别伤员的伤情，确定须要有哪些专家来会诊，确定手术的时间。为此，我们还专门做了一套信息系统，把所有的伤员“点对点”，将所有伤员的姓名、伤情、疾病程度等进行统计。这样，专家们对伤员的情况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现在只要一说哪个医院、哪个重病人，我们心里全清楚他的情况。这些梳理、筛查工作，使我们的医疗救援开展得井然有序。

从卫计委派来的专家们，工作主要分两大块。一块是“定点组”，也就是每个医院各派几个专家固定支援。比如我们最早在港口医院、泰达医院、第五中心医院和武警医院都派驻了专家组，根据每个医院重伤员的情况，分别派驻3到6名专家。

剩下的专家则组成巡视组，到各个医院去巡诊，协助各医院的医疗团队对救治工作提出建议，对具体伤员的情况进行会诊。

事发以来，我们前前后后来了近80位专家，第一天就来了36个，现在还有人来，当然也有人已经走了。专家们的组成由专业来划分，包括像我们做重症医学的，烧伤的专家、骨科的专家，还有从事心理抚慰以及康复、护理方面的专家等等。

在任何爆震之后，老百姓的心理恐慌问题都值得关注，美国海湾战争之后，从战场上回国的伤员中，有3.5%都发生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这次天津爆炸后，我们也很注重心理干预问题。

在爆炸后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就从北京调来6位心理专家，和天津的心理医生一起组成一个团队进行心理干预。他们不但对医院里的住院病人进行心理干预，还对部分安置点的群众进行心理干预，主要就是与他们沟通、聊天、安抚。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当地很多伤员和群众的称赞，心理干预组几乎每天都是最晚才回到救援组驻地的。

此外，我们还从北京康复中心，宣武医院调来了约4名康复医学的专家。这些专家来后巡视了所有的住院病人，与天津的康复医生共同挑出了后续需要进行康复的伤员，并针对每一个伤员制定了康复计划，使早期康复治疗得以实现。事故现场病患未发现中毒隐忧

财新记者：除了烧伤、爆震伤之外，公众也对此次爆炸后，在燃烧中可能释放到空气里的有毒物质、危化物深感担忧。从医学角度看，这对现场居民、救灾队伍的健康影响会造成隐忧吗？

席修明：我认为这个问题炒得有点过了。举个例子，我们最晚救出来的一位伤员，是在爆炸现场的核心区躺了60多个小时，他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身上没有任何防护。那个伤员救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去了，爆炸后他在现场躺了60多个小时，但送医时没有任何中毒迹象。后来，我们又把他的血液标本、尿液标本送到北京307医院做毒理检查，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证据。为了排查可能的中毒隐忧，我们又在所有住院的伤员中，抽了50多个人的血液标本送到北京去检查。到22号出来的检查结果显示，所有各类危化物的中毒反应，都是的阴性的，都没有中毒。

何况，在爆炸的瞬间，粉尘往往是最多的，但粉尘落下之后就不存在于空气中了。我们可能最多闻着有点味儿，或者是受到点刺激，但是目前来看，急性中毒的症状不会有。

但是在燃烧过程中，有些物质，例如氨、苯燃烧后的气体，如果吸进到血液、流转到肝脏、肾脏后，会不会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这个现在不好说，还有待观察。

财新记者：这次爆炸后，从一开始的急救、抢险、分诊、集中，到后期的心理干预和康复，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来指导吗？

席修明：这一次光指挥部的医疗组，就有三位副部级的领导指挥，包括天津市政府分管医疗的的曹小红副市长、天津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朱丽萍，还有国家卫计委的崔丽副主任，大家每天都会开会、统一指挥调度，布置具体工作。包括每一批找哪些专家来天津，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药品、植皮用料和血液制品的供应也非常充分。救灾医疗“国家队” 应该怎么建财新记者：每次出现重大事故，不论是生产事故或是自然灾害后，国家派出医疗救援组驰援事发地的机制，是近年来才逐渐完善的吗？

席修明：从我个人经验来讲，这种体系是从SARS以后建立的。从SARS以后，我们就意识到，中国的灾难救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从SARS以后，中国就成立了国家减灾委员会，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办法。各个部委都根据要求，成立了相应的灾难预防机构。比如国家卫计委成立了应急办公室，在应急办之下成立了配套的组织机构─“中国灾难医疗救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又根据灾害的性质和任务，下设医疗救援、放射物救援、毒物救援等不同的救援小组，每个组有专家参与，定期组织灾难医学方面的学术活动。我自己则是医疗救援组的副组长。

此外，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和对灾难医学投入的增加，国务院已经投了几个亿，为灾难医疗的“国家队”组建了7个可移动的野外医院方舱，分别部署在全国各个区域。

险情发生时，每一个野外医院方舱运到灾害发生地、设施全部展开后，就是一个有150张床的医院，还有手术室和ICU。每一个方舱，都配备了专职的医疗队伍，以维持方舱的运转。现在，各个方舱都是交由地方上的医院进行维管，比如在北京放在中日友好医院、在上海放在东方医院、在四川放在华西医院、在东北放在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在广东放在广州医学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等。

过去中国主要的专业灾难救援都靠部队，部队自己就有野战医疗方舱。但这次建设的7个方舱，是专门给地方配备的。我相信随着财力的不断投入，中国灾难救援的设备会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和美国相比，在美国的国家减灾委员会之下，就设有52个医疗救援队伍，并根据专业进行分工，在应对地震、洪水、爆炸等不同情况时，均能派出相应的团队组合。相比之下，中国灾难医疗救援委员会的救援小组，专业划分还不够细致，目前才刚刚起步，专家委员会底下，也缺乏具体执行任务的医疗团队力量。

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应该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专业特点组建各类医疗救援队，幷定期对救援队的人员进行培训。

财新记者：在美国，这些医疗救援队伍的人员是专职待命的吗？

席修明：不是的，他们平时就在一般医院里工作，但有规定，这些身为救援小组成员的人，一年至少要进行不少于一定时长的训练。

财新记者：在中央层面组成一支常备的医疗应急国家队，是强化目前中国灾难医疗救援委员会的各个专家组之下，实际执行力量不足的解决之道吗？

席修明：这种做法在操作层面存在困难。因为中国的面积太大，发生在不同地域的灾难，最先到达现场的，一定是当地的救援队伍，而不是中央派来的。所以，与其去建立中央统一的救灾医疗队伍，各地建立自己的医疗救援队伍更显重要。中央层面派出的专家组，功能更多地在于指导、探查、搜集情报，起到“哨兵”的作用，不是全都要扑到一线去救援。我们的任务，主要在于帮助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爲领导层决策提供建议，为地方的抢救工作提供意见。

但是现在各个省也是在学中央，哪里出了事，就只派一个专家组下去。所以，究竟是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救援队伍，还是以各个省为单位成立医疗救援队，这也是实践中纠结的问题。

目前的运作方式是，一旦发生灾难，一般是由国家卫计委的应急办和医政医管局这两个部门，根据灾难的性质，共同组织、调配不同的专家，组成医疗队。

我想，如果把灾难的医疗救援任务下放到各个省，由每个省自己组建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则扮演支援、建议的角色，例如各省缺少某类专家和设备时，再从中央调配，我想这是更符合国情的。但这种设想，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财新记者：和你参与过的其他重大事故抢救相比，天津这次有哪些特殊之处？又从先前的案例中，吸取了哪些教训经验？

席修明：从灾难医学的角度来讲，天津港这次爆炸的人数规模，并不是特别大的灾难。和汶川地震相比，这一次仍属于局部的、小范围的灾难。再加上事发现场离医院很近，多家医院又分布在事发地周边，因此伤员都能够很快地得到救治。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伤员的总数量大、又分散，通往山区的路全毁了，依靠公路交通根本无法及时运出伤员，我们没有对地方开放低空领域，直升飞机只能依靠军队，大批伤员滞留在山区里。而地震的时候，震中的医疗机构也造到破坏，后送所有的伤员是挽救生命的关键。

而这一次在天津，幸好事发地周边的医院本身没有受到大的损伤，一旦查清了局部损毁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开始接收病人；否则，它不但收不了病人，原有的病人还得往外送，那样压力就非常大了。许多医院的员工和家属，自己就住在爆炸范围内的小区里，但是医院人员却都能在第一时间自发地赶到医院，而非只照看自己的亲属，这非常感人，这也是医生职业的操守。这次爆炸发生后，还有很多人性的东西，都展现出来了。

早期应急反应时的信息建设非常重要。否则灾难一来，当地根本找不到人的时候，灾难救援派去的物资、人员调配，往往是混乱的。可能调去的人不一定合适、调去的物资没有用，真正需要的物资和人又找不到。我们现在还缺乏“哨兵”，“哨兵”体系的运作还不好。

像我们这次专家组13号一到，最重要的就是先搞摸底调查，先把信息搞准、把伤员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类，这样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要做什幺，怎幺做，整个天津的医疗资源应该怎幺配置。

中国的灾难救援有一个逐渐转型的过程。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卫计部门能组建更完善的专家库，使中国的灾难救援医疗，逐步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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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tianzhishui.com/2015/0826/83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