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推】面向价值的写作

原标题：【重推】面向价值的写作

汪政 晓华

回到传统，就是回到中国古典，回到乡村。在郭文斌的价值谱系里，中国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依然是重中之重。乡村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的延续或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有横向的水平影响，更有垂直的线性伸展。因此，对乡村的传统价值观，郭文斌并不是静态地展示，而是动态地揭示其功能。书写传统与乡村，节令与风俗成为郭文斌作品的叙述内容和叙事线索。汪曾祺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的这些内涵与功能在郭文斌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由于风俗是建立在自然、生活、劳动与血缘的基础之上，在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是道德、生活习惯等的集中体现，它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这是乡村地域文化中蕴藏着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规范。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郭文斌的这些作品都是童年视角，都有一个父母与孩子的对话或教诲结构，都有一个感悟的语义模式。孩子们从中汲取着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禁忌与文化理念。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对于其他形式，仪式的记忆更加经典化。郭文斌笔下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与程序实际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虽然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风，但在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通过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从而上升为价值哲学。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农历》在这方面更集中，也更全面。作品中的人物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了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而来，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郭文斌说得很明白，“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它事实上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如果郭文斌关于价值的寻找或重建的书写只到这里，那还是传统的狭义的文学层面的，但是，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这就有了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和散文集《守岁》《永远的乡愁》。这时，郭文斌的价值观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农历精神”和“安详”。农历精神就是传统的文化，而传统文化按郭文斌的说法就是安详的宝藏。“安详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这个条件，也包括时间。这种快乐是以一种绵延不绝的整体性为源泉的。因此，安详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根本快乐，他区别于那种由对象物带来的短暂快乐。具体来讲，它是一种稳定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让我们不念已往，不思将来，只是安处于当下”。郭文斌虽然将价值的源头认定在传统，实际上他对中外生活、道德、伦理与审美等价值还是作了比较和研究，上述对安详的描写就既有中国传统哲学，也有古希腊的生活哲学和现代简朴主义与生态思想。当然，我看重的并不是郭文斌有关安详的倡导有多切实而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文学与社会的管理与建设是有区别的，与人文工作者的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文学可能免不了书生的坐而论道，但它可以理想，可以唯美，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幻想、天真和不切实际，它的以虚务实，恰恰可以打开思路，提供愿景，营造氛围。因此，我觉得有意义的是郭文斌对自身文学的超越，一种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介入当下的强烈的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需要复兴的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我们不能不看到，许多年来，一方面是文学自觉地向内转，大踏步地从社会生活的现场撤退或者加入到欲望化的消费狂欢，一方面是社会的转型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主义思想行为边缘化。而郭文斌对价值的宣示，特别是近期对安详的书写，尤其是通过对《弟子规》等传统经典的解读和倡导，极富个性地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现实情怀，这是不是文学和作家在现实逼迫下的新的转型？

郭文斌的探索还没有停止，他对现实的解剖越来越深，问题意识也越来越自觉，对价值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和具体。不过，这个领域显然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闭的，真的希望更多的作家进行这样的探索，来寻找和传播价值，这是文学面对人的困境时应有的担当。

责任编辑：胡晶晶

文章来源：http://www.tianzhishui.com/2018/1123/638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