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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渡镇穿越时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2016年09月06日 11:37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了解那块红土地的历史，它们在我的中年记忆里叠加起来，驱使我一次次回到那里，做穿越时空之旅——

1978年秋，父亲从那里回到关中平原的老家探亲，说是要把我带到部队去读书。这一年，我已经在爷爷奶奶身边寄养了10年。尽管很不情愿，还是被父亲带走了，而且居然很奢侈地从西安搭乘苏式安-24飞机飞到了昆明。尽管在飞机上晕机吐得一塌糊涂，还是挣扎着从舷窗往下俯瞰了一下，映入眼帘的，是耀目的苍翠与猩红交织的陌生土地。

乘北京212吉普车自昆明城北上，一条崭新的柏油公路沿着大山起伏盘旋着。近三个小时之后，即进入了那座散布在数十公里范围的神秘军营——F基地。

F基地承担着中国导弹工程的延伸项目——反导试验，它缘起于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下达指示的“640工程”。如今军迷仍能在网上百度到那个谓之“反击一号”的形状奇特的导弹，它是用来拦截和摧毁来自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大致对应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中的“爱国者”或者“萨德”。

在简单披露这些零星信息时，我的心里充满着酸楚和遗憾，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该项目因缺乏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而下马，F基地因之撤销。曾经上万人的F基地，在几年内人员走空、营区荒芜，如今仅有几十名官兵留守营区。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曾在那里服役的老兵以及曾在那里长大的孩子，近年来一拨拨地回归故地，在那座废弃的老营盘追寻旧梦、流连忘返。

我正是千万寻梦者中的一员。因了少年时代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在那里度过，怀旧的情愫来得格外强烈。甚至不久前还约了十几个儿时伙伴，回到那里搭起帐篷露营、放映老电影，活动主题谓之“不忘初心”。

F基地的大本营，位于柯渡镇附近一条荫蔽的山沟内。据说，最初选址的人员搭乘飞机在空中勘察时，看中的是碧绿的稻田间一条小河纵贯而过的柯渡坝子。但当先遣部队开进时，才发现这片可以种植水稻的平坝，正是当地老百姓生存的命脉，于是秉承“不占耕地或少占耕地，不移民或少移民，尽力减轻国家和当地群众负担”的原则，毅然放弃在平坝上规划营区，而另行选址在其南部那条幽深的山沟内。因为沟口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石洞，这个新开辟的营区就有了一个隐秘的代称，叫做“大石洞”。

在F基地所在的大系统内，“大石洞”一度曾与“东风”、“马兰”齐名。

仍回到进入F基地的这条公路吧。也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条今天仍然少有人走的国防公路，在云南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滇缅公路，虽然其长度仅有后者的十分之一。

据载，F基地组建之初，选址在新疆库尔勒。然而，1969年8月，在新疆塔城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苏军为报复当年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遭我重创的一箭之仇，悍然偷袭我边防巡逻部队，使我遭受严重损失。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形势下，组建仅两年多的F基地被迫另行选址。1970年7月4日，奉中央军委电令，F基地开始自大西北万里转场大西南，在滇北重建反导武器试验场（代号“7204工程”）。

毫无疑问，刚刚兴起的共和国“空天之盾”，需要寻找一条新的生路。

F基地转场之时还没有这条公路，近万人及数百台车辆、近千部机械装备，是先后搭乘24批专列自黔西进至滇东嵩明的杨林火车站，而后走古老的马帮道艰难进入滇北的新场区的——这正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一军团“兵临贵阳逼昆明”的路线；而柯渡镇则是中革军委“调虎离山袭金沙”的中军大营。

F基地的先驱者走红军的老路进入柯渡，同时要开辟一条直通昆明的新路，于是军委总部调来了几个工兵团和汽车团，承担筑路和靶场建设、营区基建等重任。同时，云南省动员昆明、曲靖、楚雄所属17县民兵2万多人，编成3个民兵团参加施工；不久又抽调省交通局下属公路工程第4团加入，施工人力达到3万多人。当时，以两名军人配属一百个民兵，编成一个筑路连，分发炸药和机械车辆等，划分路段“承包”，这正是当年滇西民众修筑滇缅公路的模式。

据说，此前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曾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云南太苦了，老百姓负担很重，这条路可否不修？”总理简单作答：“这条路必须修，且要修好！”

回味着总理这句话，我仿佛能看到他紧蹙着眉头，将目光投向1935年4月29日在柯渡镇为红军寻找生路那个夜晚。

据载，1935年4月25日，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自黔西进入云南的东大门曲靖。28日，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面店一带出发，经马龙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率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均进驻寻甸境内。由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滇中疾进，迫使滇军主力不敢离开昆明，而后面的追军又无法及时赶到。这一情况表明，敌人已经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加之金沙江两岸空虚，军委首长抓住这样的时机，果断决定各路红军立即向金沙江推进，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

宏观历史叙事，总会略掉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比如，初次进入云南的红军，此时手上只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图上滇东北地名、路线都不很准确，特别是金沙江各渡口位置均未标明，军委首长怎么就敢贸然将三万大军引向可能背水作战的兵家“死地”呢？

开国空军少将吕黎平，此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道出了拥有地图对于长征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21日至25日，红军从江西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而后渡过信丰河（桃江），使8.6万人顺利进入湖南，正是因为事前对突围地带进行了图上作业和实地勘察之后，才选定的突破口。但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地域后，向湘江西进途中，因处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区，没有大比例尺地图。在敌人重兵追击下，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进入江华县境内萌渚岭山区，无法撤出渡过湘江，最终深陷敌军重围损失殆尽；师长陈树湘受伤后被俘，苏醒后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慷慨就义。

据吕黎平回忆，红军进入滇东后的几天，因为没有精密地图，仅靠询问向导搜索前进，每天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经常要走弯路。这使得上下都为之忧虑，迫切需要搜集大比例尺地图，以迅速找到过江的渡口，摆脱紧追而来的敌人。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难以解释的是：恰好1935年云南省测绘完成了第一套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而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进入云南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云南省主席兼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派人给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薛岳送地图，恰好就被红军给“打劫”了。

战事发生在曲靖以西8公里的关下村，时间为4月28日下午。担任军委纵队打前站任务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和管理科长刘金定，率领先遣分队——侦察通信队，发现从昆明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立即伏在路边向车轮开火，致使汽车抛锚。众人端枪冲上去，俘虏了驾驶室里的一名军官和几名司机、押运员，并在车厢内发现十套十万分之一云南省地图，及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好东西。

经审讯被俘军官，得到的口供是：本人是薛岳的副官李某，奉命前来昆明向龙云请求支援地图和药品，拿到后即准备返回贵阳，却没料到红军进展神速而有此劫。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与红军总部直属机关即进至关下村附近，并决定在此地附近的三元宫宿营。刘金定和吕黎平汇报缴获地图的情况后，毛泽东如获至宝，对二人大加夸奖，并打趣说：要“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夜，自然是首长们读图、掌控各路部队行军进程的不眠之夜。

我虽然已经多次重回故地，却没有到过曲靖，它位于F基地大本营所在的寻甸县境以东。通过卫星地图检索确认，320号国道上的关下村车站附近现在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简单记述了关下村战斗始末，但不了解背景者恐怕难以体会这件事多么要紧。

4月28日夜，侦察科继续审问薛岳的副官，实在问不出什么来，就让他睡觉了，但29日早晨却发现他跑掉了。刘伯承听科长毕占云报告后，不高兴地说：看守人员睡大觉，岂有不跑之理。

刘伯承似乎没有特别生气，虽然明白跑掉的这个副官已了解红军动态。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拿到地图、确认金沙江渡口位置后，红军首长们心里有了数；而薛岳追军一时半会还来不了。我曾比较系统地翻阅过云南省及所辖市区州县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说法比较新鲜：此前，龙云与朱德暗中早有联系，曾交换过密码本，对这次红军借道过境云南心里其实有底。送给薛岳“礼物”的同时，已密电告知红军，双方共同演出了一出“双簧”给蒋介石看——这仿佛是三国时期张松献地图的翻版。

据我分析，这很可能是一种基于“事后心态”的想象，当不得真。

实际上，中央红军全部进入滇东后，中共中央曾于4月25日在富源营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蒋介石对龙云把持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有忌恨，但苦于无法插手云南。此时，借追剿红军之机让中央军进入云南，正好达到控制目的；同时又可驱使滇军与红军作战，削弱其势力。而云龙云害怕红军入滇抢其地盘，一方面企图借蒋之力将红军拦截消灭于滇东；一方面又对中央军入滇存有戒心，因此在军事行动上未必能与中央军保持一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命龙云派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东进“救驾”。但当红军入滇后，龙云于4月26日急令紧随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即转向昆明集中。

4月29日，中革军委于寻甸鲁口哨向各部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为此，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渡江先遣队司令，负责组成渡江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决定红军兵分四路行动：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干部团抢占禄劝皎平渡，军委纵队随干部团跟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殿后；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在巧家至东川之间过江。一军团从昆明东面和东北面绕过，兼有佯攻昆明，掩护其他纵队的任务。

鲁口哨，是从曲靖西进寻甸途中的一个小村。从关下村至鲁口哨约30公里，从鲁口哨至寻甸县城约40公里。28日夜至29日上午，就在这短短70公里行程中，红军确定了前进方向。

29日，红军各路以急行军速度，向金沙江方向推进：

一军团从马龙的红桥、寻甸的塘子一线出发，进入嵩明县境并攻克县城。红军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守敌通话，扬言要攻打昆明。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15公里的大板桥，沿途张贴要攻打昆明的标语，造成威逼昆明之势。昆明守敌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不敢出城应战。

三军团从高田村一带出发，经七星桥攻克寻甸县城。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则以急行军速度，从嵩明、寻甸交界地带超越一、三军团，进驻姚家村。

姚家村属寻甸县先锋镇，就在镇政府所在地东面两公里处，均在今天东西走向的77号县道沿线；路基下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小河，叫做蟒蛇河。先锋镇北面，是一座双峰大山，两峰分别叫做大黑山、馒头山（地图上标为斧头山），海拔均为2700多米，是寻甸境内的制高点。

对于F基地的军人和孩子来说，大黑山和馒头山是无比神奇的存在，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太阳从那里升起。基地很多部队曾去那里爬山拉练，父亲所在的医院组织人员去那里采过中草药，孩子们则把能爬上大黑山当做“成人礼”来炫耀。

彼时的77号县道，可能是由寻甸县城通往柯渡镇的旧官道。由先锋镇西行十几公里，途经一个可“赶街子”的可郎村，进至下沙朗村后转弯向北；再沿河谷前行5公里左右，经过甸尾村，即进入南北狭长约6公里的柯渡坝了。而77号县道以曲尺形半包围的这个区域，就是F基地的大本营所在地，包括基地本部“大石洞”、医院、通信总站、子弟学校等单位。

不过，当时军委纵队似乎没有走这条谷地里的官道，而是直接爬上大黑山，由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柯渡坝推进的。这当然符合军事行动的原则。如此，红军就如同洪水般漫过了F基地的整个营区范围，沿着大黑山东麓的山梁进入柯渡坝——多年以后，一想到儿时采蘑菇、捡松果时走过的山路，可能曾经也被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走过，心里常常有点激动。

据柯渡镇的老人回忆，红军是从丹桂后山小路下到坝子来的。那应该是4月29日傍晚时分。

丹桂，这个位于坝子最北端、柯渡河对岸的靠山小村，后来即因此进入了光辉史册。如今，这里建有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主要包括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旧址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首长驻地旧址，分别在村中的两户地主宅院内。其中，红军总部驻的是汉族何姓地主的大四合院；中央首长驻的是回族杨姓地主的两个并列打通的小四合院，军委二局的无线电台则设在这个院落侧面的一座广式阁楼内。

寻甸县的全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内汉族、回族、彝族及苗族杂居的情形很典型，而丹桂村的村民主要是回族和汉族。笔者曾简单梳理过云南回族的来源，大概有三支：最早的一波应该是元代经略云南时随蒙古大军而来的色目人之后裔，此后是明朝将领傅友德、蓝玉和沐英南征时带来的回族将士后裔，而后是清朝“同治回乱”时被清军镇压、强制拔营聚集至此的云南各地回族。

历史上的民族恩怨三言两语难以道尽，但当红军进入柯渡镇的时候，此地的汉、回、彝、苗各民族已和睦相处了几十年。比如红军总部和中央首长借驻的汉、回两姓地主宅院，相隔不到百米，应是当时该村有代表性的两户人家。汉、回村民均以耕种、经商为业，生活习惯与风俗彼此尊重包容，呈现的是相安共处、共建家园的状态。

但刚刚进入柯渡镇的红军却不了解这些情况，于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一天，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火腿带入丹桂村南边的回回村（今回辉村）清真寺，引起寺内阿訇和穆斯林的不满。红军首长知道后，马上带着这名小战士向阿訇赔礼道歉。之后，朱德总司令闻讯从丹桂村赶到回辉村接见了阿訇，在嘘寒问暖之余，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命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

历经80年风风雨雨，这条红军标语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可以追根溯源的重要物证。“红军绝对不拉夫。”是则当年红军写在丹桂村清真寺叫拜楼上的另一条标语，指向十分清晰。但在红军驻扎柯渡镇的短短两天内，却有13名当地回族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了红军，被编成一个回民班，任命毕发斗为班长。

两天后，这个回民班即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途。

后来，除班长毕发斗在腊子口战斗后因伤掉队返乡之外，其余12名战士自离开柯渡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自4月29日晚至30日，军委纵队在柯渡驻了两天。

在这两天时间，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央和红军首长主要办了一件大事：调度、指挥各路红军渡过金沙江。按预定方案，中央红军分四路从不同渡口渡江，居中路的军委纵队所选定的皎平渡自然最为要紧。

皎平渡位于柯渡镇西北方向，在寻甸县西邻的禄劝县最北部。从柯渡镇出发，经鸡街后过普渡河，由翠华下禄劝县城后，又折向北进至茂山，再沿轿子雪山（属乌蒙山脉）东南山脚的团街、撒营盘、皎平，即进抵金沙江皎平渡南岸。

这是今日能走汽车的县级公路，行程至少在150公里以上；当时红军可没法如此按部就班行进，必须翻山越岭抄近道直奔目标。虽然已有地图在手，但仍须有部队探路、开路，特别是要把皎平渡渡口抢夺在手，这个任务落在了红军干部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萧应棠身上。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编而成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学员除上干队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一些朝气蓬勃和富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干部团随军委纵队行进，主要担任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多年以后，萧应棠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在柯渡受领任务的前后过程：

4月的云南，天气暖和得使人感到有些炎热，只穿一件军衣还不免汗流夹背。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欢迎我们的队伍一样；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蝴蝶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但是，这美好的风光，我们却连多看一眼都不能够。我们不能停留，因为后面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紧紧追着我们。

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我起来查哨，查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时，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不睡觉呢？正在和哨兵问话时，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楚是周恩来同志。我在黑暗里立定了，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他说：“还没有。啊？是你吗！查完哨了吧！来，跟我进来坐一会。”

这里是一所地主的庄院，房子比较整齐。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古式的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上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奕奕有神，唉！首长们也拖得够受的了。

坐下了以后，副主席问我：“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我回答说：“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的作了回答。副主席沉呤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时打得很好，以后千万要保持这个光荣啊。”说完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我说：“首长吃吧！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还肚子胀呢。”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我只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一直没有说什么，最后说：“好吧！不早了，休息去吧。”

从副主席屋里出来，我心头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的了解我连的情况，是一般的调查呢，还是在挑选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心里怦怦直跳，后悔刚才没有大胆的问个明白。

第二天，部队没有出发，学员们都有抓紧时间做些清洁卫生和粮食补充等工作：一些人围着院子中央一口大锅煮虱子；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推米；有些人在补衣服；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在那里谈论。有人说：“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需要准备。”又有人插嘴问：“你说有什么大任务？是攻打昆明呢？还是抢渡金沙江？”这一问，没人作声了，都拿眼睛朝我看，我说：“上级没指示，谁知道是干啥呢。”

下午，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衣服洗的洗了、补的补了，粮食袋子又鼓了起来，枪枝刺刀又擦得闪闪发光。学员们三三两两的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心里本来着急的不得了，这一问更问得烦躁，便跑出去转转，打听打听消息。

这个村子倒不大，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绿荫荫的水田围着一所所竹篱茅舍，显得十分清静；老百姓的生活还不错，比贵州要强得多。根据服装上看，少数民族数目还不少，只是每家除一些老幼妇孺以外，年青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不用说，这又是国民党搞的鬼——打仗打不过我们，尽会编造谣言。在一所空无一人的小学门前，我在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心里一喜欢就捡了起来。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靠向导带路，连个东南西北也摸不大清；有一张地图，虽然简单，也比没有强多了。根据图上看，我们要北上抗日，金沙江是一定要过的。金沙江，这又是我们的一道难关，敌人防守的严密是不用说的了，如果强渡的话，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战。

回来的路上，在中央机关门前走过时，看见人来人往，匆匆忙忙，像是在开会。虽然其中有我认识的干部，但也不好意思问。到各连去转了转，人家也是莫名其妙，看样子，在我们长征路上，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

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开始采取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命令作任何行动。每个战士的心情，都有越来越不安。中午，我突然看见传令兵朝我们连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团长叫我们吧？”传令兵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团部屋子里坐满了人，除我团的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认得的和认不得的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见我们进去，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决定我团担负抢夺渡口的任务，我团也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并以你们五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我们和李同志握握手，简单地商量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的心里是那样亲切和温暖，因为萧应棠在柯渡镇这两天休整的时光，恰如F基地刚刚进驻柯渡的情景。彼时，基地本部“大石洞”营区和医院尚未建成，全体军人均分散借住在柯渡镇附近的老乡家里，做饭时互相送饭菜给对方。

在从昆明通往F基地的国防公路修通以前，滇北是极为封闭的地区。尽管柯渡回民素有行商的传统，但那时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到昆明要走五六天，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到过省城。但是，柯渡人却牢牢记住了当年那支仿佛从天而降的红军。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盯着父辈们军帽上闪闪的红星，探问他们与当年戴着同样红星的那支队伍的渊源，父辈们总是自豪地说：“我们就是那支红军部队啊！”于是，老乡们开始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那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文艺青年。在繁星满天的夜晚，父亲常常吹起笛子，母亲就会唱起那首刚刚流行起来的著名电影歌曲：“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红军经过柯渡的那个春天，正是映山红开遍原野的季节！

据载，4月30日，军委纵队、五军团和三军团全部进入柯渡地域，作抢渡金沙江的准备。一军团则向元谋龙街行动，沿途连克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城，以U形路线迂回进军300余公里，将各路追敌吸引过来，这就使军委纵队、三军团有可能实现秘密渡江。

5月1日，军委纵队经鸡街入禄劝县境，顺利通过了普渡河铁索桥，当晚抵达小仓街（今翠华镇）。同日，干部团前卫第五连和中央前卫侦察组，于傍晚赶到皎平渡口，搜索到两条旧船，并于当晚渡过金沙江，消灭了对岸的川军守敌，控制了渡口。

以此记述反推，萧应棠连领受任务从柯渡出发的时间，似为30日下午。

但按萧应棠的记述，本连应是29晚宿营丹桂，30日休整准备一整天，第三天即5月1日傍晚衔命出发，经过一整夜又一整日不眠不休的连续行军，于5月2日傍晚到达皎平渡。

我以为萧应棠的记述是准确的。

据后来测算，萧应棠连24小时急行军走了近100公里（柯渡至皎平渡直线距离为95公里）。途中，素以脚力著称的当地向导被累瘫了，为了不耽误赶路，只好走一段另换一个向导。最后一个向导是一个抽大烟的中年汉子，但对通往金沙江渡口的路非常熟，犯了烟瘾走不动时，只好让其掰碎大烟块嚼着吃，由学员们轮流架起来，像离地飞行一般地疾走。

多年以后，我曾想象站在普渡河东岸海拔4100米的轿子雪山顶峰，俯瞰在普渡河西岸向金沙江渡口狂奔的这支开路先遣连，他们一个昼夜的急行军，跑了两个马拉松还有零头。那时的他们，一定无暇向东眺望一下这座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大山，更不会想到四十多年以后，自己所在的这支寻路突围的队伍，会在这座雪山下建起一座导弹阵地。

轿子雪山脚下的转龙镇，是F基地最重要的单位——导弹发射团驻地，导弹阵地位于镇子西面洗马河边的“红旗山”。因为这里距离F基地大本营“大石洞”太远，发射团的孩子均在基地子弟学校住校，父母“大撒把”不管，令我们这些每天都得回家的孩子极为羡慕。

“红旗山”比每日眺望可见的大黑山、馒头山更为神秘，以彼时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我们根本不知道那里在干什么。多年以后，重游故地的老兵们上传到网上的“红旗山”遗址照片，是被灌木、荒草遮蔽的莫名其妙之地，却招惹得无法亲临现地的更多老兵泪落键盘。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发射团老兵吴言高的撰述，记述了自己“反击一号”初次试验的经历，可供读者对那里的神秘工作予以想象：

1972年1月，四部（F基地原番号——笔者注）在云南禄劝反导弹试验场区执行了一次反击１号大推力固体试飞弹飞行试验，代号为411-3。这是继东风场区反击型号武器试验之后，在新场区进行的第一次试验……

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发射团长赵作文带我参加了导弹试验任务前最后一次各试验团站领导工作会议。会议地点在四部试验指挥中心（设在101制导雷达机房），会议由张孝德副部长主持（张孝德是击落窜犯我国领空的美国U-２高空侦察机的三个地空导弹营中其中一个营的营长，赵作文是副营长）。听完各团站领导的试验准备工作汇报后，张副部长认为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为了慎重起见，张副部长最后一次问赵作文团长，你们发射阵地准备工作做好了吗？有没有把握？我要下决心确定发射日期了！赵作文团长转过头问我：小吴，你有把握吗？我坚定地回答，有把握，万无一失！张副部长说，好！我就逐级向上汇报了。

经报请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批准后，1972年1月17日15时47分，反击１号大推力固体发动机空中试飞弹顺利发射升空。这次试验任务中担任四部试验指挥中心一号指令员的，是司令部作试科的于超仁参谋；我是发射阵地发控室的发控技师，也就是按发射按钮的操作手。

此次任务是根据411-2试验的结果，对试飞弹发动机作了改进，试验目的是重新检验发动机工作性能。试验结果发动机工作正常，但发动机喷口扩散段被燃气流烧蚀穿洞，稳定尾翼受大气加热而被破坏，使弹体失去平衡，阻力迅速增大，导致部件提前落地……

这是一次仅取得“部分成功”的试验，在父辈的讲述中亦称为失败的试验。

据载，在这次试验失败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下期试验准备工作汇报时说：“要认真总结经验，试验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我们很多东西是勉强上去的，勉强上去就无法稳定。我总是鼓励大家，又提醒大家，不要满足现状，要把经验总结起来，要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要快些！”

回味这番讲话时，我总是会忽然穿越到1935年4月29日夜，彷佛看到周恩来将那块包着点心的纸包推到萧应棠面前，向他娓娓地询问连队的情况而欲言又止的神情。

这一年，又经历了数次失败后，参试官兵终于找到失败症结为导弹“过渡舱”设计缺陷，发射试验的组织实施没有问题。此后，即转入设计单位改进导弹研制的漫长过程。

同样是面对周恩来赋予的任务，1935年的萧应棠比1972年F基地的官兵幸运很多。

5月2日傍晚，萧应棠连抵达金沙江渡口时获悉，川军已经知道红军进入云南，害怕我军抢渡金沙江，连日来陆续增兵驻守在金沙江北岸几百里防线，不但控制了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交通。皎平渡的敌人，还不断派出便探过江探查情况。当日，这些探子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送他们过江的船一直候在江边。当我前卫侦察组走到江边时，一个船夫以为是自己人回来了，懒洋洋地问道：“回来了吗？”学员们随机应变说：“回来了！”紧跟着几个箭步窜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的胸腔。

萧应棠迅速地赶到江边，安慰吓得发抖的船夫，然后向他们了解对岸的情况。船夫介绍说：对岸镇子不大，原来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有保安队员三四十名；今天早上又来了正规军一个连，住在镇子右边。镇子中央临江处有一个石阶码头，码头上经常有一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为情况紧张，又添了一名。敌人虽然害怕红军过江，但是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也不会来得这么快，所以防守不太严密。

但此时萧连仅夺取到一只船，一次能运送过江的战斗兵力不够。

幸运的是，在船夫的协助下，又从附近江边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勉强能用。

萧应棠和副营长霍海元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过江。李指导员动员了一下船夫，并答应多给他们大洋和鸦片烟，这些人平时也受敌人的气，现在见到好处，便满口答应说：“随长官吩咐！随长官吩咐！”

萧应棠决定带一排、二排首先过江，令三排在南岸警戒：如过江船只有变化，随时以火力支援。霍副营长和李指导员、工作组也都留在南岸。

三排沿着灰色的沙滩左右散开，枪口瞄准了灯光闪烁的镇子。萧应棠带领一、二排分头静悄悄地上了两只船，交代了上岸后的行动以及一些紧急情况的措施后，两条木船便一先一后解缆离岸了。

这是一个有微风的夜晚，在三百多米宽的江面上，波浪急速向下游翻滚着，木船被浪头打得砰砰作响，忽上忽下颠簸不停。有几个学员帮着船夫摇橹，其余的都靠在一起紧紧地抱着枪，避免被飞起来的水沫打湿。

离北岸越来越近了，镇子的轮廓已可以看清了，房屋窗子的灯光也更加亮了，偶尔可以看见幢幢的人影和听见人的吆喝声。想着几分钟后便要发生战斗，萧应棠的心紧张起来，握紧了驳壳枪，目不转睛地望着镇子，心里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老天爷，千万保佑我们过得去啊！”

船靠岸了，萧应棠轻轻推了推身边两个预先派好的学员，他们便端着枪跨上岸去，迅速地沿着石级往上走。只听见一个四川口音的哑嗓子喊道：“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个学员没有答话，接着便传来一声低沉而严厉的喊声：“不准动！”听见这一声喊，萧应棠便带领学员跑步上去，俘虏了两个敌哨兵。

萧应棠经简单讯问俘虏，口供和船夫说的一样，便命令一排上街向右打正规军，二排向左打保安队，发展情况随时向自己报告。萧应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个小码头上。

此时，两只渡船又返回南岸接后续部队去了。

按照预定计划，萧应棠让通信员收集了一些茅草在江边烧起来，这是报告先遣连已经渡江的讯号。火很快着了起来，映得江面上也荡漾着红光。

讯号已经发出，各排的行动要一切顺利才好。萧应棠正在想着，忽然街上“叭叭”响了几枪，接连又响了几下，就沉寂了。怎么回事？既打起来了怎么又没有动静了呢？萧应棠正在着急，一、二排的通信员都跑了过来。

原来，当一排到达敌人连部门口时，哨兵喊道“谁？”这时候，被我们教好的俘虏答道：“自已人！保安队的。”敌人又要问什么时，被前卫班冲上去抓住了。问了一下情况后，全排进入院子，分头向几处房子跑去，踹开房门大喊：“缴枪不杀！”谁知门一踹开，满屋子烟雾腾腾、香气扑鼻，原来敌人都躺在地下对着小灯吞云吐雾呢。听见这一声喊，这些人先是昂起脑袋发愣，接着就慢慢地举起双手爬起身，在闪亮的刺刀前面走到院子里去集合。只有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外一间小屋里打了几枪逃走了，因天黑路生，学员们也没有去追。

二排的经过大致和一排相同，他们是冒充纳税人混进去的。那些个抽鸦片烟、打麻将的保安队员，被学员们像捉小鸡一样一网打尽，连队长都没有跑掉。

一切顺利！萧应棠兴奋地把驳壳枪往套子里一装，命令通信员在岸上再烧起一堆大火，发出已控制渡口的第二个讯号。

此时，正在赶往渡口的渡江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命令干部团：“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北进。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街上一个小点心铺子主人已经跑了，萧连官兵留下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

走了大约十几里地，萧应棠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官兵们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刚睡一会儿，萧应棠被一只手猛烈地摇醒，原来是霍副营长又上来了：“萧连长，快起来，继续前进！”萧应棠心里一惊，赶紧坐起来：“有情况吗？”霍海元用手一指远处的高山说：“沿这条路上去四十里便到山顶，如果被敌人占领了，居高临下对我们威胁极大。团长命令我们在拂晓前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更进一步扩大我军的纵深，巩固渡口。”

萧应棠疑惑地问：“我们干部团加上中央机关首长一天也就过完了，还用持久巩固渡口做什么？”霍海元笑笑说：“现在主力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要从这里过江。”萧应棠说：“什么？一、三军团都从这里过？”霍海元连连点头说：“对了！对了！”

据载，5月3日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缺少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遂命令两个军团，都迅速转至皎平渡过江。

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7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从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7只小船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此外，担任全军后卫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直到5月6日，到达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9日在树桔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但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我曾在网上检索金沙江功臣萧应棠的简历，意外地发现他是陕西长安人，是我的老乡。

我在F基地子弟学校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李松柏老师，就是长安人。她教语文，长安方言把水念作“沸”，把船念作“烦”。

萧应棠在给学员们下达命令时，是不是也会说：“快上烦！小心沸！”

萧应棠应该是行伍出身，1929年在大冶兵暴时参加红军。他是开国少将，最后做过65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抗战时期萧应棠随聂荣臻去了晋察冀，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担任过涞源支队长、三团团长和分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手下的得力干将；而聂荣臻正是后来包括F基地在内的整个国防科技战线的统帅。

那么，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来了：

F基地选址在柯渡镇这个事，聂帅有没有征求过萧应棠的意见呢？

多年以后，提到柯渡镇，萧应棠会不会想起周副主席将那块包着油纸的点心推到自己面前的那个夜晚呢？

萧应棠在回忆中，始终将自己率领的队伍称为“学员们”，而不是“战士们”。因为他们都是连排级干部，是政治、军事素养较高的红军军校学员。如果兵员充足，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连长萧应棠那样指挥几十、上百的人枪；但在抢夺皎平渡之夜，他们都成了战斗员。

这是怎样精锐的战斗员啊！网上有篇文章称干部团为红军的“御林军”，“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大致符合史实。

我很想把F基地比作红军的干部团，这不仅是说这支由聂荣臻元帅掌管、大科学家钱学森指导的国防科研部队，在全军干部比例最高、平均学历最高、担负使命直接关乎国防战略；还包括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特别忠诚，还有“干轰轰烈烈事，做默默无闻人”的特殊品格。

我相信自己是几十年后第一个公开讲述F基地这段往事的。关于F基地的历史，没有任何一部文学或者影视作品提及。曾在F基地服役过的数万军人，如今没有几位仍留在军中的。这正如萧应棠率领的渡江先遣连，或者稍后的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除了萧应棠、孙继先、廖大珠几位代表人物，其他的勇士多不为世人所知。

这正是我要把红军的故事和F基地的故事捏合在一起讲述的原因，何况他们前后脚地拥有同一个舞台——柯渡镇。正如我的父辈们当年向柯渡老乡所作的自我介绍：“我们就是那支红军部队啊！”

F基地的“反击一号”试验，有一个堪称灿烂的结尾：

在几乎沉寂7年之后， F基地于1979年迎来了飞行试验的春天。

当年8月25日，第一发模型遥控弹飞行试验弹成功。

当年9月13日，第二发模型遥控弹飞行试验弹成功。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是升入初中一年级刚刚开学不久，在上学的山路上，一束耀目的光焰忽然流星般自西北掠空而过，我和我小伙伴们都真的是惊呆了。现在想来，那正是第二发模型遥控弹飞行试验弹。

这两次飞行试验成功之时，正值毛泽东主席发出“640指示”15周年之际，F基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正当全体参试官兵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新任务之际，次年春天，“反击一号”的研制和试验宣告停止，从这天起F基地结束了使命，不久即被撤编了。据说，F基地撤编的主要原因是迫于财政压力，一个统计数字为：截至撤编前，除新疆、云南两个靶场建设之外，仅科研经费国家已支出6.8亿元。今天看这个数字似乎不算什么，但是那是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启动。

也许，正如那句俗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作为聂荣臻元帅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曾有句名言：“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但有时候，也需要先攒点钱，再置办一条更好的打狗棍。

我是1981年随父亲调离F基地，转往秦岭深处的卫星测控中心，仍幸运地留在这个国防科研部队系统内。对于“大石洞”的孩子来说，此后的几年的共同记忆是，每天都会发现班上的同学忽然就少了几个，后来大部分都永远地告别了军营，像我这般幸运的并不算多。

忽然之间，我的父辈们和小伙伴们就消失了，就像当年匆匆来到柯渡又匆匆离开的红军。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但我知道，这首歌将永远在F基地的老兵们心里暗暗回荡着，特别是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

2007年1月11日，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一枚开拓者1号系列火箭携带动能弹头，以反方向8公里/秒的速度，击毁了轨道高度863公里、重750公斤的已报废的“风云一号C”气象卫星。试验由美国监测到，1月23日中国外交部予以证实。

2016年7月8日，美、韩两国宣布将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8月19日，中国新华社发表通讯《大漠中书写反导人生》，隆重宣传了西北某基地研究员、国家863计划某专家组副组长、我国著名反导试验专家陈德明的事迹……

F基地不在了，但F基地的遗产和使命仍在继续着；

红军离开柯渡了，但红军的梦想已经如映山红般开遍神州！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行动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