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变奏”

“美国与战后国际秩序”，这是个很大而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一直以来，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希冀从中获取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经验教训，如实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变迁。

二战后：积极主导者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为创建一个不同于战前的国际秩序，美国未雨绸缪，大力推动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试图从政治安全、金融和经贸三个方面引领世界。

此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实力下降，苏联遭受战争严重创伤，中国行将陷入内战，唯有美国远离战场，最后参战，保存了最强的实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均位居首位。因此，它主导启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顺理成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这些国际组织的先后成立，标志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已具雏形。《联合国宪章》　确认主权平等、反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器、维护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表明联合国是一个新型国际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得到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的普遍赞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时说服苏联和英国，坚持中国也应是创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论当时出于何种动机，都应予以高度评价。

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杜鲁门总统充分肯定联合国及其宪章的里程碑意义，并告诫世人说：“我们大家必须承认——不论我们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经常为所欲为的极端自由。没有一个国家或区域性的集团，可以或者希望以损害任何别的国家而获得任何特权。”杜鲁门的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践行《联合国宪章》过程中，大国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某种形式的主导作用，但千万不要“为所欲为”、“妄自称大”，更不能背道而驰。

冷战：一个负面角色

但好景不长。1946年，冷战爆发。当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说，拉开了“铁幕”和东西方两边的对立。次年，杜鲁门进一步发展丘吉尔的“冷战理论”，提出“杜鲁门主义”。一般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的“急剧转变”。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苏联控制地区及其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二战后的大国主义典型。从此，世界便“一分为二”，进而又“一分为三”，即在“铁幕”的两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所谓“东西方对抗”，后来，又出现了“不结盟运动”群体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时期，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方面的“积极角色”开始发生了向“负面角色”的演变，联合国已成为美国利用的工具。

战后初期构建的国际秩序，在两大阵营中各自做出不同解释，采取不同的实践。美苏两大盟主都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推行自己的国际秩序。两大阵营政治冲突不断，军事紧张对峙，经济贸易很少往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历了美攻苏守、苏攻美守、互有攻守的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三个世界”理论，还有举世瞩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冷战时期的一大亮点，是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发展。它们不仅充分肯定、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精神，顺应了时代的诉求。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美国仍占优势地位。但是，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没有打胜一场局部战争。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历经波兰、匈牙利、捷克事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中苏两国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和中国接近，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关系开始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国和苏联为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斗争，由于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变化，美国略胜一筹。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鏖战十年，最终撤出阿富汗。从此，苏联走向衰败的道路，终至解体。美国从而又巩固了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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