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鸿章主持广东打黑

19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主持此番打黑工作的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要通过重拳出击，解决困扰广东日久的匪盗和帮会问题，从而回到权力核心。广东打黑，即便没打出政府的权威，但也至少打出了李鸿章的权威。

李鸿章

作者：雪珥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一时之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令这位已经77岁的风云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复出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

戊戌政变之后，与后来主流史家们所描绘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体制改革之外，一切改革并没有停下来。重新回到舵手岗位的慈禧太后，要面对的依然是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要应对沉重的对外赔款、要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要进行成本不菲的各项改革、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光靠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位当家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陛见。他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考察——此时，离春节正好还有两个月。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

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纽约时报》1900年1月17日)。

黑道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张之洞在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 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大笔经费，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

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皆大欢喜。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在他们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张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调而闻名，如今则被人嘲讽为：“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捕务废弛”成为中央经常批评广东督抚、督抚们又经常拿来敲打下属官员的主要问题。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拉锯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团练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时兴的办法，著名的湘军、淮军，都是团练出身，从民兵升格为国防军、乃至成为国防军的主力。团练在打黑中的作用，显现于1878年，当时清远黑道欧就起、姚庚人、陈鉴等，率200余人占据佛冈厅城数日，结果被当地团练剿灭。当时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十分高兴： “官军既难节节设防，全赖团练相为捍卫”，因此要求各地大办团练，“无事则安耕凿，有事则习战攻”。团练自此在广东各地蓬勃兴起。到1898年底，两广总督谭钟麟成立了全省团练总局，“统计68州县，挑壮丁65万6000余人，始练88100余人”(《谭文勤公奏稿》)。显然，这个庞大的计划，也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办团练的同时，广东全省大力设立“保甲局”，“遴其族内诚实绅士十余名为局首，一面悬赏花红购线捕匪，一面分造户口册籍，编立门牌”，并“将户口人数造列清册，仍按十家为一甲，立甲长一人；五甲立党副一人，十甲立党正一人，百甲立联董一人，以次递加，钤束村民；一经犯法，以次责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户知而不举发者，按以连坐之科”(《不自慊斋漫存》)。水上人家也一样，“无论轮船、帆船，必编列号，互相保结，如无号数，不许驶行”(《申报》1899年5月9日)。

这种源远流长的“秦王政”，试图以连坐的威慑力量，形成遍布城乡的预警网络，让黑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广东的黑道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连坐政策反而逼着他们大力降低入会门槛，吸引更多的成员。一般民众、包括不少地方乡绅，为了自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观上令“保甲”成为“黑道”的“保甲”，谁敢通官，倒是一定会被“连坐”。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谭钟麟语)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没人能够说清，这大好河山究竟是谁人之天下。与前任谭钟麟相比，李鸿章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只是，他在细节的落实上，比谭钟麟更有执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在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续发展。

严打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中央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次、伙众不及四十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仍照例具题外，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后，訧获各犯应斩决者，(土恒)加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王命旗牌”行礼，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杀人。

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细的条件限制。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中央，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这并非因为皇帝对法律的执行有着兴趣偏好，而是因为死刑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权被广泛运用，乃至滥用，战后，中央和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们，多数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权，并列举了种种特殊原因。几经反复，中央最后还是宣布收回。1882年刑部草拟的法案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

1885年，张之洞在广东，为了打黑，请求中央批准授予“就地正法”权。他的理由是广东黑道猖獗，“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不从重、从快进行打击，难以奏效。中央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申报》1901年1月16日)，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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